乔秀岩:影印张敦仁影刻抚本《礼记》识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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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导读嘉宾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乔秀岩,1966年生。东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毕业,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。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,现任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。著有《义疏学衰亡史论》《学术史读书记》《文献学读书记》,译有《正史宋元版之研究》,编有《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明州本六臣注文选》《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》《旧京书影》等。
导读
清代《礼记》学与顾千里
抚州本与《礼记》诸本
影刻抚州本
抚本考异
期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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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记》
顾广圻 校勘
福建人民出版社
2020年6月
定价:275.00元
梁启超曾云“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,其最有功于经学者,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),而《礼记》阙如。黄侃解释云:“《礼记》孔疏翔实,后儒未易加,故新疏独阙。”(《礼学略说》)
以《孟子正义》《周礼正义》为代表的清人新疏,大都梳理清儒诸说,便于后人理解学说之大概。新疏在梁启超等人眼中是最好的经学著作,只是因为便于参考,并不能因此认为“最有功于经学”。黄侃重视汉注唐疏,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对清代学术的反思。他对《仪礼正义》都有“直可不作”的评语(《语录》,见《蕲春黄氏文存》),认为孔疏很难逾越,也很自然。但大多数清代学者恐怕都不会承认自己的学问不如孔颖达,所以黄侃的说法仍然不能解释清人为何没有为《礼记》作新疏。
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。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必需先了解清代礼学的具体内容。江永探讨礼的问题,参考明人著作而推寻经义,并没有特别重视郑玄注。戴震顺着江永的路子继续探索。金榜在中间想要调和新说与郑玄注,并没有成功。程瑶田走的是考古路线,经常很轻易地否定郑玄。金鹗则更自由,综合各种经书,重构周代礼制,规模很大,影响也很大。简言之,清代礼学的主流走的是考古历史、典章制度之学,与汉唐注疏讨论经书文本截然不同。清人透过经书研究周代制度,经书是材料,并非直接的研究对象。探索周代制度,要用以经解经的原则,注疏都是后人的理解,可以参考,不能作依据。在这种学术环境里,《三礼》当如何看待?《仪礼》讲周代礼节,自然是最根本最可靠的资料。《周礼》尽管有些争议,毕竟涉及礼制的各层面,必需深入研究。至于《礼记》,内容太杂乱,包含春秋甚至汉代的内容,只有个别内容在讨论相关礼制时不可忽视甚至很重要,但作为一部经书,其实不值得重视。郑玄研究经书文本,所以对《三礼》全文从头到尾都做周详的注解;清人研究反映在经书中的礼制,需要利用《礼记》中的部分内容,但对其全文并没有兴趣。这样看来,清人没有《礼记》新疏,事属自然,很容易理解。
“清人”“清儒”这种概念太过广泛,自然无法概括所有个人。清代也有精通礼学而不研究典章制度,专心研究经注文本的杰出例外,就是顾千里。在此不妨以著名的“西郊”“四郊”问题为例,解释顾千里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不同。《王制》“虞庠在国之×郊”,孙志祖、段玉裁认为当作“四郊”,顾千里认为当作“西郊”,后人评论甚多,而支持段玉裁的声音似乎大一些。其实,孙志祖、段玉裁他们讨论的是古代“学制”,顾千里讨论的是郑玄、孔颖达的文本,讨论问题的层次截然不同,本来不应该混为一谈。可惜近代以来的学术主流,仍然因袭清代学术,往往要透过经书探讨古代制度,所以支持段玉裁的占上风。仔细观察郑玄、孔颖达所言,他们所据经文作“西郊”,并无疑义,正如顾千里所论。至于郑玄、孔颖达所见经文究竟对不对,就看不同的判断标准。按照对古代“学制”的推论,《王制》只能作“四郊”,如孙志祖、段玉裁所论,也是一种见解,但不必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顾千里所论。
过去学界盲目吹嘘清代学术的风气很严重,现在我们可以更客观地了解情况。乾嘉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现自己对郑玄的推崇,但真正深入研究郑玄著作的并不很多。清代礼学流于典章制度之学,经注文本不是研究的焦点所在。清人利用《礼记》讨论古代制度,很少专心研究《礼记》文本。在这种背景下,张敦仁委请顾千里主持影刻抚本《礼记》,犹如黑夜里的烟花,鲜明耀眼。这是清代《礼记》学的最高成就,具有永不褪色的魅力。
宋版抚州本《礼记》,传世有两部。其一即张敦仁影刻所据顾之逵旧藏本,首尾完足,刷印颇早,纯粹原版。其一为蒋汝藻旧藏经注正文残本,今藏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,仅存八卷,而且补版极多。(参王国维《传书堂藏善本书志》、阿部隆一《中国访书志》。《中国访书志》所收《 “中央图书馆”等藏宋元版解题》,今有庆应大学图书馆网页提供免费扫描电子版。)另有傅增湘旧藏《释文》残本,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,约一半的书叶都出自影抄,剩下一半宋版也有很多补版。(参阿部隆一《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》,见《阿部隆一遗稿集》第一卷;另有庆应大学图书馆网页提供免费扫描电子版。又,东洋文化研究所网页也免费提供原书全部书影。原书末附曹元忠手书跋,录文见《笺经室遗集》,亦见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。)据补版版心纪年,知修补情况与蒋汝藻旧藏正文一致,不妨推测是原属一套,后分别流传。
张敦仁影刻所据经注正文与《释文》,也曾分别流传。顾千里写在宋版《释文》末尾的跋,为了解此书流传及影刻情况提供最基本的重要信息,此先录全文:
南宋椠本《礼记》郑氏注六册,明嘉靖时上海顾从德汝修所藏,后百余年入昆山徐健庵司寇传是楼,两家皆有图记。乾隆年间,余从兄抱冲收得之,其于宋属何刻,未有明文也。有借校者臆断为毛谊父所谓旧监本,而同时相传皆沿彼称矣。抱冲续又收得单行《释文》两种,一《礼记》,一《左传》,亦皆南宋椠本。《礼记释文》即此也,与《礼记》板式行字以至工匠记数,罔不相同,而名衔年月在焉。余于是始定《礼记》之即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也。其《礼记》以嘉庆丙辰岁阳城张太守古余先生见属刊行。是时抱冲已没,遗孤尚幼,《释文》一时检之弗获,聊用通志堂所翻单本附于后,使读者足以悟其为抚本而已。倏忽以来又一星终,每念此既一刻,余实知之,独未能合并而传其真,岂非尚留遗憾乎。爰促侄望山寻出,及今病中自力细勘一过,是正翻本之误不少,将一一改回以复其旧。但太守久移江右,余复留滞乡里,未审何日方了此愿耳。元书装四册,无前人图记,不详出自何家。由此而推,通志堂当别有一印本云。庚辰孟秋处暑后五日,元和顾广圻千里甫记于枫江僦舍。(见《思适斋书跋》。手迹见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《释文》末尾。)
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《礼记释文》顾广圻跋
(图片截自《中华再造善本》)
据此,再结合后来的情况,知正文六册经顾汝修、徐乾学、顾之逵、汪士钟、杨氏海源阁递藏,终归中国国家图书馆。《释文》四册经顾之逵、汪士钟、瞿氏铁琴铜剑楼、陈澄中递藏,也归国图。顾之逵同时拥有正文与《释文》,但来源不同,没有合并成一套来收藏,所以顾千里影刻时只看到正文,没能利用《释文》。汪士钟仍然同时拥有正文与《释文》,随后又分散,一归海源阁,一归铁琴铜剑楼,幸好最后同归国图。而《古逸丛书三编》影印时又忽略《释文》的存在,后来《再造善本》于二〇〇三年影印正文,二〇〇六年影印《释文》,我们才较容易看到宋版全貌。
顾跋提到有人误以抚本为监本,指的是段玉裁等人。阮元《礼记校勘记》未出现抚州本,而有“监本”,其实就是抚州本。在看不到原书,不知道抚州刊记存在的情况下,只据部分文本异同来做推论,见其与《六经正误》所引监本多同,所以误认为监本。阮元他们没能直接校对抚州本,只能参考传录校记;也没能看到八行注疏本,只能参考转抄惠栋校本及《七经孟子考文》。如今抚州本、八行注疏本都有影印本(抚州本影印入《古逸丛书三编》及《中华再造善本》,八行本有北京大学出版社《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》),资料条件令人无遗憾。
(图片截自《中华再造善本》)
宋建阳余仁仲刻本《礼记注》书影
卷二第十二叶第一、二行之间的版框断开
顾千里主持影刻抚州本,应该是直接就原书制作影抄本,据影抄本刻版。所以字形虽然简单化,笔画都趋向单调,但笔画结构基本忠实于底本,版面细节包括版心字数、刻工名等皆一如底本,是十分成功的影刻本。笔者尚未细校,不敢保证绝无讹误,但平常读书完全可以代替影印宋版,有疑问时核对影印本即可。
嘉庆十年开始为张敦仁主持影刻抚本时,顾千里已经有多年的主持刻版经验,对古代刻版的技术问题都有深刻体会,因而在影刻时能留意关键性细节,处理之精密,令人惊叹。如卷六第十四叶第十七至十九三行,宋版字体拙劣,而第十六行与十七行之间、第十九行与二十行之间,上下版框都断开,明显出于重刻抽换。顾千里影刻时,尽管无法表现这三行字体的拙劣,仍然将版框断裂重现出来,以便读者推测修版情况。上文介绍卷二第十二叶第一行经过重刻抽换,顾千里也重现上下版框断裂的样子,都是提醒读者的温馨处理。
卷六第十四叶第十六、十七行,十九、二十行之间的版框断开
顾千里在《考异》中推测卷六第十四叶抽换三行的原因在抚本经文当初没有“周人卒哭而致事”七字,后来要插入,所以连后面两行都一起重刻,用三行来吸收增多七字带来的密集状况。段玉裁见《抚本考异》而怒,撰文非顾说,云“计其字数,去此七字则此行空二寸许,决不然也”(《经韵楼集》卷十一),是因为段玉裁不熟悉版刻技术,忽视顾千里温馨提示的版框缺口,误以为顾千里主张抚本在第十七行插入七字,遂误称“决不然”。孔子“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”,“不试故艺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。顾千里未能做官,未能预学界主流,而为人编书刻书,所以才能体会版本细节包含的重要信息,并能在影刻本上提示世人。不像今日专攻版本学都可以当教授,清代主流学者容易鄙视这些技术,段玉裁不理解顾千里的苦心,也不奇怪。顾千里看到段玉裁说“去此七字则此行空二寸许”,应该都懒得解释,只能苦笑吧。
顾千里主持刊刻抚本《礼记》,在嘉庆十年至十一年之间。当时找不到宋版《释文》,所以据通志堂刻本翻刻《释文》,如上录顾氏跋所言。所谓通志堂刻本,并非《通志堂经解》所收《经典释文》三十卷,而是通志堂单刻的《礼记释文》。通志堂单刻本还有孙觉《春秋经解》十五卷(见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),此《礼记释文》亦其比。通志堂单刻本皆罕见,笔者曾托友人留意,在国图看到一部,似乎是通志堂单刊本,而尚未进一步论证。(参华喆《赵烨行实与抚本礼记释文简介》,见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第二辑。)顾千里跋署“庚辰孟秋处暑后五日”,是嘉庆二十五年,他说让顾之逵后人找出宋版《释文》,校正当初附刻《释文》的讹误,希望修改版本文字,反映宋版原貌,而慨叹“未审何日方了此愿”。然而影刻抚本后印本的《释文》已经修改,并且有“嘉庆廿五年庚辰宋本《释文》再校修讫印行”一行刊记。以往以为即在嘉庆二十五年修改版面,现在看来嘉庆二十五年顾千里再校宋本《释文》,固然没错,至于何时实现修版,则尚不可知。
要之,张敦仁影刻抚本《礼记》的《释文》部分,后来经过修改,故先后印本之间,内容有较大出入。如第一叶第十三行“䦧”,早印本作“呼质反”,后印本作“呼厤反”。宋版作“曆”字,影刻本避清高宗讳作“厤”。
左图:早印本“呼质反”;右图:后印本“呼厤反”
第三叶第一个字“卒”,早印本作“才忽反”,后印本作“七忽反”,与宋版一致。又如第三十七叶第十二行尾题(抚州本《礼记释文》一百二十二叶,通数叶次,而内文仍分四卷)下小字记经注字数,早印本作“注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六字”,后印本“六百”作“二百”,与宋版同。诸如此类,有不少文字差异。除了文本,版心的改动也很明显。早印本下象鼻都没刻字,全黑,后印本上下象鼻都照宋版补入刻工名、字数等。又,最后的第一百二十二叶,正文到第十九行首结束,早印本以下空白,第二十行也留空白,尾题在第一百二十三叶第一行。后印本第一百二十二叶第十九行隔两三字空格即有尾题,又有小字经注字数,第二十行题“礼记”二字,与宋版一致。可见后印本尽量照宋版修改旧版,但毕竟只是修版,所以后印本版框仍作左右双边,不能照宋版改作四周双边。
有趣的是抚州公使库淳熙四年列衔那一叶,早印本放在《礼记》卷二十之后,版心下方记叶次“二十一”,是接《礼记》卷二十最后的第二十叶,而版心上方记字数“一百三十”。后印本仍用同一版片,而移到《释文》之后,版心下方叶次改作“百二十三”,是接《释文》末叶第一百二十二叶,上方记字数“一百丹五”(“丹”即“单”,犹今云“零”)。宋版版心上方字数确作“一百丹五”,而下方无叶次。嘉庆十一年顾千里跋宋版卷二十末尾云:“末有名衔一纸,装匠分入《释文》首。不知者辄认以为旧监本,非也。”《考异》末尾出“抚州公使库新刊注《礼记》二十卷并《释文》四卷”,亦云:“或目此为宋监本,最误。盖不知此一叶元连二十卷尾。其别出在《释文》首者,特工人装时错之耳,今订正。”是知当初编刊时,顾千里相信抚本这张列衔一叶应当在经注二十卷之后。嘉庆十一年编刊时,顾千里没有找到《释文》四册,应该也没有看到这张列衔。没看到原件,却能影刻附在经注正文末尾,曹元忠认为是据通志堂单行《释文》。(参曹元忠跋。)今数自“抚州公使库”至“淳熙四年二月 日”,字数正好一百零五,符合宋版、影刻后印本的版心字数。早印本版心字数“一百三十”,不知通志堂单行本所据另有其他文字,抑或是影刻时连“嘉庆丙寅七月阳城张氏影摹宋本重雕”等一起算的文字,总之不是宋版此叶的文字。后来看到宋版《释文》,顾千里应该注意到《释文》宋版一百二十一叶末行,在“礼记释文”尾题之后,又有题“礼记”二字。于是改变以前的想法,认为这张抚州公使库淳熙四年的列衔,恐怕放在《释文》末尾,作为《礼记》二十卷、《释文》四卷全部的刊记才比较合适。所以版心下方补刻宋版没有的叶次“百二十三”,并挪到全书末尾。如果曹元忠所言不诬,通志堂所据宋版《礼记释文》也有此列衔,也会加强应该放在《释文》末的判断。
左:早印本,列衔在卷二十后,叶次为“二十一”,版心上方记字数为“一百三十”
右:后印本,列衔在《释文》后,叶次为“百二十三”,版心上方记字数为“一百丹五”
影刻抚州本后附顾千里《考异》,仍用张敦仁名义。后来《考异》单独收录于《皇清经解》,也用张敦仁名义。张敦仁提供条件,顾千里负责执行,应该是正常的合作关系,谈不上剽窃,也没有必要为顾千里喊冤。我们只要知道《考异》以张敦仁的名义发表,所以表述以张敦仁为撰者,顾千里为友人,有所曲折,即可。
《考异》充分体现顾千里对经注文本的深刻理解,说是清代《礼记》学的最高成就,不算过誉。可惜以往学者往往以为与阮元《校勘记》同属一类,并不仔细阅读,顾千里的绝学未被广泛认识。二〇一三年笔者与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学们一起阅读《考异》,叹为观止,撰成一篇《学抚本考异记》,(有电子版流传。另见拙著《学术史读书记》。)此不重复。笔者深信,《抚本考异》是我们学文献学、提高读书能力、深入理解郑玄注经的最佳向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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